以下文章选自《浙里是我家——100个中国青年的100个中国故事》：
1百年家史
1911年，我的太爷爷在浙南乡下一个赤贫的农民家庭中出生，老家就是现在的温州市龙港市云岩片区；4年后，我的太外公在几公里外镇上的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中呱呱坠地。两个男人从此开启了完全不同的人生。现实中的他们从未有过交集，作为他们的后人，我追本溯源，借助长辈们只言片语的回忆，循着一些零星的线索，才得以透过尘蒙的时光一窥他们当年的风貌。我想，就以两位太祖的出场作为这篇百年家史的开端，并让他们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会面吧。
我的太爷爷在家排行老三。贫穷的家境使他不能像同龄人一样早早娶妻，到了25岁那年，他入赘邻村一户人家，太奶奶姓鲍。十多年后，太爷爷因故返回老家，带回了三个年幼的孩子，我爷爷是其中的老二。太爷爷以划船、挑矾为生，干的是体力活，劳累异常，但收入很微薄。太爷爷在上世纪60年代便因病逝世，只活了54岁，他去世时，几个儿子都还没有成家。
太外公家住温州市苍南县宜山镇。太外公上过小学，由于家境不是很宽裕，毕业后难以继续学业。他心有不甘，跑到市区中学的教室门外偷听老师上课，隔着窗子大声回答老师的提问，从而引起了老师的注意。抗战时，日军的敌机曾经在太外公家房屋的上方呼啸而过，太外公的三妹妹体弱有病，竟惊吓而死，给家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记忆。
当太外公还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时，便带着自己14岁的二妹翻山越岭去山区任教。这段经历也成为这个家族与教师职业结缘的伊始。太外公18岁时便已结婚，太外婆是典型的江南女子，身材娇小，面貌姣好，她一辈子生育了5子5女，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光荣母亲”。太外公非常重视对孩子的培养，10个子女中有4人成为教师，在家乡传为佳话，甚至还上过报纸。他还颇通文墨，写一笔好字，擅长替人写打官司的讼状，是当地有名的“状师”。
我的爷爷生于1943年，本有一兄一弟，但是由于家境窘迫，他的弟弟在16岁时便被送往一位老人家中作为养子，从此面临颠沛流离的一生，不过好在最后也是落叶归根。1968年，我爷爷25岁时，娶了我17岁的奶奶。两家都是家徒四壁，以致当他们结婚时，不仅摆设的家具，连衣服和鞋子都是向他人借来的。爷爷奶奶都没有上过学，只能以体力谋生，仅有的依靠就是家乡那块瘠薄的土地。除了务农，爷爷还伐木、划船。在最困难的日子里，爷爷奶奶甚至吃不上饭。在漫长的岁月里，如何解决温饱问题一直是他们生命中沉重的话题。
爷爷奶奶以务农为主，70年代初期，村里有人去江西吉安做松香，他们也设法取得了公社人员的联名签字同意书，离开家乡远赴江西讨生活。后来，他们还带上了幼小的孩子。我父亲便曾在江西的小学念过书。1975年左右，爷爷奶奶重返家乡继续务农。农事之余，爷爷做起了船夫。他划着手摇船，运载去海边运输海鲜回乡贩卖的客人。他天不亮就起床，站在船头划动双桨。小小的木船在浙南平原宽隅的河面上慢慢地、吃力地前进着，船舱中是一批昏昏欲睡的客人。与爷爷奶奶不同的是，我的外婆从小到大都没饿过肚子，而且她顺利地完成了小学、初中的学业，并考取师范学校，毕业后成为小学教师。我外公也是一名教师。1964年元旦，外公外婆和另外两对教师夫妇一起，共同举行了一场集体婚礼。外公有机会上学，并且成绩优异，考上了市里一流的师范学校。后来，外公在小学和初中都教过书，担任过校长。
外公外婆新婚时，仅有的家具是一张长辈留下的老旧婚床。他们和父母一起挤在老家低矮的屋檐下，生活负担加重的外婆在教书之外，还要插田，割稻，晒谷，养鸡养鸭，种植菜蔬瓜果。在辛苦而拮据的生活中，她带大了三个孩子。在我母亲的记忆中，我的外婆与外公都曾做过她的老师。我妈妈日后也成为一名教师，其中受她父母的影响颇深。
70年代初，我的父母都已出生。1978年后，我的外婆也效仿他人开展家庭副业，比如帮人剥蒜头，组装开关，利用边角料缝制内衣裤售卖到周边地区等，并尝到了赚钱的甜头。这些劳动，当时尚在念小学的我母亲和两个舅舅都参与过。1982年我母亲升入镇上的初中，外婆的教书地点也从村小转向镇小，一家人开始了小镇生活。
爷爷还继续做着船工，但船的动力由人力转向了柴油，行驶起来就省力多了。再后来，村里通了公路，船运渐渐被陆运取代，这时爷爷也年事渐高，才结束了前后长达廿余年的船运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爷爷奶奶虽然没有文化，却坚持供孩子们上学。而我的父亲也没有辜负他们的一片苦心，从小发愤苦读，初中毕业时不仅考上了高中，打破了老家那所乡村学校高中升学率为零的纪录，而且上了县中的分数线。但造化弄人，在不知情的状况下，他的县中名额竟然被人悄悄地冒名顶替，使他几乎不能继续完成学业。经过一番奔走，他得以升学，上了镇上的普通高中。1987年，他终于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杭州师范学院（今杭州师范大学），成为家中的第一位大学生。1991年，他大学毕业后返乡执教，当了一名高中老师。我父亲的经历，正是知识改变命运的经典案例。
我母亲自小在我外婆外公的庇荫下长大，正常完成了学业。1988年她县中毕业后考取了温州师范学院（今温州大学），毕业后也做了一名高中老师。1994年，我的父母结婚。他们在镇上安了家，不久买了自己的房子，过上了跟他们的父辈完全不同的安稳日子。
我与姐姐一同出生于2001年，是一名“零零后”。和父辈祖辈不同的是，我一出生便住在镇上的商品房中，从小疏离了泥土。年幼时，当我在水泥路上奔跑，偶尔抓获几只路边杂草丛中腾跃的蚂蚱时，还会激动地将其装入瓶中。后来经历了一次搬家，住进了更好的小区后，我与土地的距离更远了……
百年沧桑家史，几千字的短文难以尽述，只能通过零星的碎片管窥尚未消散殆尽的回忆，录之以作纪念。
2爸爸向前冲
我的老家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大战乡的一个小村庄——格垟村。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扎根在这片土地上，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村子四面环山，是大山的宠儿，主要的农作物有水稻和油菜，每到春季，村里的油菜花便盛开了，放眼望去是一望无际金灿灿的油菜花海。
爸爸出生于1974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爷爷只是个放牛的，土地改革后，爷爷当上了民兵，负责剿匪、站哨……听爷爷说，刚解放的时候土匪仍然很多，那时候枪弹不长眼，剿匪很危险。爷爷和奶奶的文化水平都不高。爷爷有5个兄弟姐妹，个个都读了书，数爷爷最惨，因为实在穷并且年龄大而被搁在家中放牛、做农活。奶奶在她外婆去世之后也就不再读书了，所以他们从小干的都是一些苦力活，也因此爸爸小时候的生活很艰苦。
渐渐地，爸爸到了上学的年龄，因为他在家中排行最小，有4个姐姐，经济实在是周转不过来，所以只读到初中就不再读书了，那年他17岁。“改革开放前的学校很多都是一座座破旧的土木结构房屋，土墙都脱落了，窗户上一块玻璃都没有，一到冬天，呼呼的寒风就刺骨，遇到下雨，雨点从破瓦片上的窟窿里落下来。那时候哪有什么柏油马路、水泥路，只有厚厚的泥土上踩出的窄窄的一条小道，要是放学遇到下雨，就泥泞不堪，路上到处是水潭，如果不小心踩到水潭，整只脚就会陷进去，好不容易把脚拔出来，可鞋子却留在了泥潭里…·
1998年12月25日，我的爸爸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他结婚了。妈妈是经人介绍的，且爸爸家的老房子就在外公家旁边，因此熟识。彼此有了好感之后，两个人还经常一起骑车去城里的烈士陵园爬山，车程大概1小时。他们就这样吹着风慢悠悠地骑着，迎着日出或晚霞，想起来也够浪漫，爸爸说的时候脸上也不自觉溢出了笑容。2000年2月29日，他们迎来了我。
爸爸17岁初中毕业以后，去城里跟修卡车师傅学了两年多的修车技术，那时当学徒是没有工资的，后来和仙居的几个老乡一起去了广东省中山市那边工厂打工，打工时长约两三年。
在我出生没多久时，爸爸买了一辆二手的工程车，那时家里都没有什么钱，但为了生计，不得已向亲戚们借钱买车。可是天公不作美，可怕的一天来临了，爸爸的车被偷了。那年我只有四五岁，并没有什么印象，听爸爸说车是停在干爸家门口被偷的，可是这么大的车被偷走真的令人很震惊，让原本不富裕的家庭再一次雪上加霜。在准备再买一辆回来的时候，我外婆突发脑出血，在医院抢救了一段时间，最后不幸成了植物人。那时爸爸和妈妈一起专心照料外婆，大概4个月之后，外婆去世了。
之后爸爸又借钱买了第二辆工程车，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经常会坐着爸爸的工程车陪他一起去工地。那时候，爸爸的副驾驶座永远都是我的，儿时的天真仿佛让我不懂得害怕。十几年过去，我依然记得那车的样子，蓝色的车身由于岁月的冲刷已经没了那般崭新、锃亮，颜色逐渐泛黄，磕磕碰碰有了印痕，引擎盖上的不起眼处也长出了蚕豆大的锈斑，玻璃不再像镜子般明亮，车轮子也换新了很多次。似乎唯一不变的是它的高大，就像爸爸在我心目中一样，撑起了我们的家。
后来爸爸把车卖了，2008年开始在仙居县兴宇有限公司工作，工作也和汽车零部件有关，工资不高，全家6口基本上靠着爸爸的微薄工资糊口。2015年,在爸爸辛辛苦苦工作，买车梦快要实现的时候，又一个噩耗降临——我脊柱侧弯要进行大手术，得花约10万元。向亲戚们借钱送我去杭州做了手术，全程陪着我的，就是这个话不多但深爱我的爸爸。
2016年爸爸买了辆小型汽车，也类似小面包车，这车可以坐下七八个人，一直开到现在。车子虽然不贵，但是爸爸对它也精心照料。亲戚们出去玩时，爸爸就开着这辆车载他们去；我要上大学时，爸爸就送我去；去城里时，爸爸都会带一些爷爷亲自种的农家菜、水果等给大姑妈……有了车子，就不用再担心骑电瓶车或摩托车时装不下三个人，不用经历下暴雨时雨衣“衣不蔽体”的浑身湿漉漉的难受感，也不用担心乡下到城里的往返路上东西太多装不下……这车子虽然普普通通，但是给我们家实实在在帮了很多忙。
家中建房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上面所说的古老屋，在爸爸17岁那年，不幸被火烧掉了。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1993年爷爷奶奶盖房，那时农村人基本上仍都是自己盖房，因为没钱请人。说起盖房的经历，奶奶仿佛回到了当年：“那个时候啊，真的，一切都是我和你爷爷自己弄的，你爷爷亲自上山砍树、做地基……当时路又窄，车子也开不进来，石头运不进来，我们两个人就自己一块一块地搬进来，和水泥的沙子也是我们俩一箩筐接着一箩筐扛进来的，那时候真的不容易……才盖成了两层楼外加前面一个厨房。”后来一直到我出生，家也还是两层楼。第三个阶段是大约 2008年，家里经济状况稍微好了些，爸爸妈妈一起努力再加上花钱请人来造。将原本的两层楼改造成了四层楼，一层的厨房也往上再盖了一层，并且贴上了瓷砖和瓦片，内部也进行了略微装修。那时候在左邻右舍之中，我家还算是最早一个装上瓷砖的。到现在我们都还生活在这里。
爸爸妈妈在我初中那年就在城里租了个房子，后来因为我考上了当地的重点高中，家又搬到了离学校很近的地方，如今仍在，他们工作结束就会回来看看；而我，只要一放假就会往乡下跑，因为住着舒服，也因为有爷爷奶奶。
父亲这辈子承受了太多，如今爷爷奶奶儿孙满堂，生活虽也不算十分富裕。但是一家人整整齐齐就是最大的幸福！相信在我们全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3大不了从头再来
我在厂里住了小六年的时间，从我的初中到高中，我所有对家的记忆，都在妈妈换的几家厂里。“那有什么办法嘛，那时候给你买药都买不起。”妈妈望着我的眼神中透露着无奈。
我是个名副其实的药罐子，8岁被检查出先天性疾病，至此父母就带着我开始了漫漫求医路，绍兴，杭州，上海，北京，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反复辗转，记忆里最深的是灰扑扑的大巴和一列列长长的绿皮火车。
“你那时候吃中药，一个月要1200元，那些收据单，我都攒着，你长大了再来报销。”报销一直是妈妈的玩笑话，我看着手里厚厚一叠的药费单子。
家纺厂开起来，无他，为了给我治病，为了给我赚点药钱。
妈妈在过去三十几年的人生里，一直过着保守而普通的被雇者的生活。在她的固有思维里，领着一份固定的工资，过着朝九晚五的固定生活，已然成为习惯。那么这个决定，意味着打破所熟知的一切，让一个36岁的中年女性从头开始，可想而知的困难。
“这厂开起来的时候啊，我银行卡里的钱加起来才1万，其他钱都是借的，你妈就靠着这么点钱把厂搞起来了。”妈妈说这话的时候带着些许的自豪。
决定开厂后，妈妈开始四处奔波，为了找一个合适便宜的厂房。当时工业园区的房租很贵，妈妈把目光放在绍兴市柯桥福全龙尾山的废弃礼堂，那年的房租只要4万。接着她去二手机器市场淘了一批电脑缝纫机，再购置一些杂物，装好电线。
几天后，厂牌终于送了进来，红色的。母亲一直都没告诉我新厂的名字，说是给我一个惊喜，挂厂牌的那天我去了，我看到“乐乐家纺”那四个正正方方的大字，被工人用绳子拉着，往上抬，一直固定在厂房的最上方，我看着母亲的视线随着那一抹红色起起伏伏，她的眼中有坚定，也有迷茫。
为了少请一个门卫，减少一点开支，厂子启动后的一个月，我们就搬进了厂里，一边做着名义上的老板，一边承担着门卫的工作。
“第一年真的难呐，赚的钱只够给工人发工资的，一年到头，啥都没剩下，白忙活。”
那批货花头多得很嘞，花型有十几种，商标有十几种，纸箱型号又都不
转机出现，是在第三年，妈妈高兴地告诉我，我们接到大单子了，那是原来合作的上家，原来和我们没有什么直接接触的机会，因为我们之间的中间人搞错了订单，一批货的尺寸全部弄错了，客户投诉要求重做。也是因为妈妈之前出货的品质尚可，那家宁波外贸公司直接找上了妈妈，询问她是否可以接下这个单子。样，我都要看着，不能出错。”接下单子已经在10月份了，年底要出货，短短两个月时间要做完，还不能出现大的纰漏。那段时间是真的忙，有时我晚上叫妈妈吃饭，就看见她站在两辆拉边缝纫机旁边，用砖头放在踏板上代替脚，眼睛死死盯着工作中的针头，一伸一缩之间，长长的花边带飞速落下，掉在框中。匆匆扒拉两口饭，她又回到工作岗位上。
12月出了货，1月收到了货款，那是开厂后第一个富裕的新年，妈妈看着卡里的钱，笑着和我说：“以后药钱就不用发愁啦。”
做完这单生意后，妈妈突然意识到在绍兴还极少有厂专门做压边靠垫，这是一项新的商机，于是开始转型，将单子的重心放在靠垫上。但是靠垫的填充物主要是片状海绵，非常占地方，这个由废弃礼堂改造的厂子终于还是不够用了，妈妈开始物色新的地址。
新址选在绍兴福全的环岛园区里，上下两层，大约1200平方米，足够加工材料的堆放。
第二年，妈妈靠垫的生意已经做得非常红火了，缝纫机的声音一直到晚上八九点才停下，款式也由原来的单一的压边靠垫，发展为充棉靠垫。充棉的单子很多，有时外派出去又来不及，妈妈思前想后，决定自己开一家充棉厂，在给自己出货的基础上，还能接到一点别的单子。
有了之前开厂的经验，充棉厂的运营非常迅速。前后不到一个月，妈妈在家纺厂旁边租了个小厂房，设备非常简单，两台充棉机，一台压缩机，加上几个员工，充棉厂就风风火火地开了起来。妈妈一个人也终于是管不过来了，叫爸爸辞去工作，一起帮衬着。
家里的条件似乎是好了起来，爸妈也在2015年买下了第一套房，虽然不是我所期待的高层，但是带着一个小花园，妈妈指着那块花园笑着说：“回头啊，这里就给你爸种菜用，再养几只鸡，搞个农家乐。”
2017年，我很难再去回忆这一年的细节，低糜、悲痛、无奈。
一场大火，烧毁了两个厂，爸妈这几年来所有的心血也在大火中被摧毁得一干二净。
5月30号早上7点，爸妈照常起床开工，一同往日的平静。8点，靠墙的女工们都开始觉得越来越热，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看不见的热浪，爸爸上去查看，透过铁皮之间的缝隙，看见隔壁的仓库里一片红色，是火，火在燃烧……大火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消防车赶来时，现场已经和废墟别无两样了。
家族群里那段视频我反复看了十几遍，我也从未想过我的眼泪能流得那么快，那么多，多到止也止不住。
给妈妈打电话的手一直在抖，电话只响了两声，接得很快，我听到妈妈沙哑的声音从话筒中传了出来，妈妈告诉我：“没关系的，家里一切都好，爸妈都没事，只是小火，妈妈很快会再开一家，你不要担心，只管好好读书，这周末先不要回家了。”
“全烧光了，要赔的钱这么多，没办法啊，有什么办法能赚这么多钱去赔偿那些货啊，只能重新再把这个厂开起来。”那是我再一次见识到妈妈女强人的一面。就在意外发生的第三天，妈妈就开始强迫自己振作，和爸爸一起找起了新工厂址。一个星期后，当我从学校回家时，又看到了一个简易的临时工厂，在绍兴富强的一个新的园区里。
那是家里起伏最大的一年，火灾后，后续很多事情要处理，重新开厂，赔偿订单损失，打官司。直到年末，房东又突然来联系妈妈说，这临时工厂要拆了重建，需要我们搬走，接二连三的麻烦事仿佛都在这噩梦一般的2017年发生了。
年末，终于又搬好了厂，这是第四次换地了，妈妈坚决地换到了安全系数相对高的标准化工业园区，也给厂子买了保险。下半年一直在补被烧的订单，也都在年末全部赶完出货了。妈妈的生意伙伴大都是和气人，对我们一家的遭遇表示同情，承担了小部分的损失。厄运应该是被终结在了2017年。
此后，日子倒也算是顺风顺水，法院的批文终于下来了，虽然赔偿的结果不尽人意，但总归也给了妈妈一个交代。家里也装修了新房，爸爸买了一直以来都心心念念的爱车，我也考上了心仪的学校，一切都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今年，我也完成了一直以来的一个小心愿，拉着爸妈一起去拍了第一张全家福，照片打印出来放在爸爸的茶室里。家呐，只要人在，家就在。
4从打工到创业
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已有十数年，全国各地掀起一阵“打工潮”，青年男女纷纷离开家乡，去外面的世界闯荡。我的父母也不例外。爸爸来自江西上饶的一个偏僻小山村，妈妈则是来自浙江衢州一个县城下的小村庄，两人都从家庭并不富裕的农村、山里走出来，在杭州相遇后组建了家庭。
爸爸妈妈经常对着我说：“在你这个年纪啊，我都在打工了。”
19岁时，爸爸走出了大山，到了衢州的一个砖瓦厂里工作。拉一车砖头一毛七，爸爸正是年轻有力气的时候，他一天能拉许多趟小车，几乎每天都是第一名。再过了一年，爸爸去杭州做学徒，学习装修知识，自己学着给别人装铝合金窗，再后来开了一家玻璃店。妈妈年轻时的人生轨迹和爸爸相同，高中毕业时离开了家，到了杭州打工。一开始，妈妈给一家饭店当服务员，工资是400块一个月，餐厅的一位经理看妈妈开朗外向，人也活络，就建议妈妈去当迎宾，工资也会有所提高。可是当迎宾需要喝酒，妈妈便拒绝了这个提议，之后又去了另一家饭店当服务员。可惜好景不长，该饭店没过多久就倒闭了，连工资也没有给妈妈。没有工作，便失去了生活来源，妈妈不好意思问家里要钱，硬着头皮去向饭店老板讨工资，饭店老板给不出钱，妈妈只好问朋友借钱，捱过了那艰难的一个月。后来，妈妈又去了西湖旁边的一家服装店打工，从早上9点站到晚上10点，做一休一，月工资是五百五。为了多挣些钱，妈妈每天都去上班。西湖边的服装店的衣服大多是奢侈品，一件衣服就要上千，妈妈在那家服装店打工，见过了形形色色的人。
如果说早年是为了自己，为了生计奔波，那么在我出生之后，两人则是为了孩子、家庭奔波。那时爸爸在杭州的一家装修公司当项目经理，不久后，这个装修公司要在湖州开设分公司，爸爸调去了湖州，于是我们也举家搬去湖州。有一年春节回老家，买不到车票，爸爸妈妈便打算骑摩托车回去。从湖州到江西400多公里，路途颠簸，两人愣是拖着我和行李回了家。打工的阶段，这样辛酸的日子不知有多少，个中滋味，也只有爸爸妈妈自己知道。
2014年，爸爸从原来供职的装修公司辞职，与自己的一个朋友合伙开了装修公司。爸爸为人正直，靠着口碑与质量在湖州收获了许多忠实的顾客，他们自己的房子装修完毕后，还会把爸爸的装修公司推荐给身边要装修的朋友们。从事装修行业这么多年，不免会碰到许多难搞的客户。有一次，一家客户的地暖已经铺好，到了铺地板的阶段，客户表示地板由自己提供，同时，客户应拿出地板的质量保证书，以应对后续的材料问题。可是客户不愿意提供质量保证书。爸爸就拒绝铺地板。后来，客户拿了另一份质量保证书，爸爸看那并不是那批地板的保证书，仍拒绝铺设地板。客户认为爸爸在刁难他，找了朋友与爸爸理论，爸爸认真地分析了利弊关系，最终说服了客户。爸爸一直秉持着对客户负责的态度办事，靠着他的努力，打响了“以德为美，品质典范”的口号。开装修公司到现在，已有6年，自己开店与打工相比，有着更多的自由。同时，自己开店的营业额并不稳定，这时候，爸爸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去维持与客户、合作厂商的关系。一周中，爸爸常常有四五天不在家吃晚饭，不是在外面应酬，就是在办公室跟客户签单。
30年来，我们家的房子从出租屋到老小区再到小高层，房子的变迁也代表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据妈妈回忆，早年打工时，两人住在十几平米的出租屋里，狭小逼仄，从床上坐起甚至几近碰到天花板上的吊扇。夏天酷热难耐时，两人便跑到天台上去睡觉。生了我之后，因为我身上长痱子，爸爸这才添置了空调。在我的记忆中，我幼儿园时期便是辗转在不同地方的。在湖州时，爸爸在装修公司当项目经理，妈妈在商场里开店。两人那时听说衢州房价便宜，东拼西凑了4万块钱付了房子首付，在衢州买了房子，于是妈妈带着我又去衢州生活了两年。本打算在衢州安定下来后，让爸爸也过去，可后来因为在衢州做生意亏大于盈，妈妈又带着我回了湖州。至此，我们便一直生活在湖州了。2010年，爸爸妈妈在湖州的一个老小区买了房子。房屋面积不是很大，车库却不小。爸爸把车库改造成了厨房。就这样，我们家厨房在一楼，住在四楼。一楼车库前有很大一片空地和草坪，夏天吃晚饭时，爸爸会把桌椅搬到门前的空地上，我们一家人趁着夏天的风，在暮色中有说有笑着吃饭，常常会引来一群老爷爷老奶奶加入我们的谈话。我们在那里生活了将近7年。房子虽小，五脏俱全。老小区的外观虽破旧，但邻里之间其乐融融。2011年，弟弟出生了，我们家中又添新成员，热闹非凡。我初中毕业时，爸爸妈妈想要给我和弟弟更好的生活，又商量着买房子。2016年，爸爸妈妈把衢州的房子卖了，又在湖州的一个新小区买了房子。我们便在这个房子里生活到现在。
从打工到创业，我们家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到了现在，爸爸妈妈仍在为着有更好的生活在外奔走。
5来浙江，没有返程车票
我的家庭有点特别但也很普通，我们不是地道的浙江人，但我们一家从组成就在这里漂泊，在这里生根发芽，在这里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浙”也就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
虽然翻开户口簿，户口迁移时间一栏是定格在2013年，但我们来到这里的时间要更久。我想我的家庭是好多从外乡迁来浙江的打工者的一个缩影。为什么选择浙江？父亲和母亲是70后的尾巴，刚好是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出生于云南广南县文山的大山中，是大山的孩子，文化程度是初中。据父亲回忆，他不到20岁时就和母亲认识了，两个人四处打工，也四处碰壁。
母亲回忆说：“我和一些小姐妹一起摆摊卖水果，刚开始还能挣点钱，后来那些专门卖水果的店多了起来，我们的生意就不好了，水果都放烂了也卖不出去，一直亏本，吃饭的钱都快没了。后来就不卖了，跟着你爸去了浙江。”
父亲谈起这个问题，直截了当说：“我们都是农村里的，没什么文化，当时想得就很简单，就是怎么可以赚钱，怎么可以混口饭吃，那个时候，哪有什么手机，外面的一些消息听不到也看不到，村里好多年轻人都是往外面走，说去打工，听说浙江好找工作，我们也就跟着去了，当时记得很清楚，就拿了几件衣服和一些吃的，钱也只够买去的火车票，回来的车票都买不起，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去了浙江。”
我想，当时买不起那张返程火车票，却坚定乘上火车，或许就是一场“赌”，这
也是我的家庭和浙江故事的开始。
我的父母来到浙江的第一个地方是北部的桐乡市，他们在这里结婚登记，在这里有了我，在这里组成“小扁舟”，虽然还是飘无定所，但有了家，就有了为生活的安定幸福奋斗的动力。
第二个地方是浙江省杭州市的余杭区，我的小学就是在运河旁的五杭小学完成。我家在这里大约待了6年。父母是在纺织厂里上班的，租的一间房，不大，放得下两张床和台式电视、饮水机等三两样简单的家电，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还记得一到雷雨天气，电视机就会闪屏，甚至变成灰白的，连的是天线，父亲经常去修。当时的生活条件并不好，母亲说：“那个时候就是想到要买什么，就存钱买。”比如为了方便我学习查找资料，丰富一下家里的娱乐活动，父亲就会定一个小目标：“今年买台电脑。”“夏天越来越热，要买台空调。”……向往幸福的生活，这是奋斗的动力。
2008年，我有了妹妹，她很调皮，原本的家就显得有些拥挤了，于是就有了新的目标，“要换个大一点的房子”。搬家对于打工讨生活的父母来说，是要慎重的事。从父亲那里得知，他是在过年走亲戚的时候，听到别人谈起了迁户口的事情，后来自己去认真了解了一番。加上那个时候外地子女在这边上学的手续很复杂，而且高考要回老家考，而落了户口就可以在这边高考，省去了一些麻烦。父亲是个执行能力强的人，他经朋友介绍得知在湖州的禹越镇有一处空置的房子，又认识了一位本地人家，知道他家有个亲戚是没有子女的老人，于是在经过长时间的考虑考察后，拿出积蓄买下了房子，把那位老人接过来赡养，户口也就顺理成章地迁了。有了固定的“窝”，就有了实在感，有了满足感，有了归属感。“以后这就是我们的新家了。”还记得父母第一次带我来看这积了灰的房子，辛苦地打扫了一天，拂去尘土，他们的眼睛里是有光的，我想是对未来生活的满满期待。
我家现在在湖州德清，前面是一条河，属于太湖水系，捕鱼的季节，会常看到渔船，家门口对着的是一棵粗脖子大树，枝条常常伸到河面，夏天知了聒噪，与河水接近的地方，还常常会有水蛇出没。梅雨季节，门前的路常常泥泞，河水暴涨，逼近家门前。后来因为河道疏浚拓宽，那棵大树就被砍了，青石板也被挖走了，岸边筑起了高高的堤和栏，偶尔会有载满泥沙的大船经过，曾经的泥泞小路也变成了柏油路，随之可见的是村里有多辆小汽车驶过。村旁的公路也扩大修成了双向六车道。
2015年，家里来了一位“新伙伴”小汽车，这让我家更有了享受生活的样子。放假的日子，父亲会自驾带着我们出去旅游，西湖，乌镇，上海…有时候，幸福都是生活中那些不经意的小事情。父亲很爱护那辆车，刚开始的时候每天都冲洗一遍，周末的时候经常拉着我和妹妹一起洗，这种短暂的劳动时光惬意快乐；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分享哪里开放了新的景点，吃完晚饭我们就会讨论，然后找一个空闲的时间去游玩；镇上在前年修了一个很大的公园，父母下班后，会常常去公园里遛弯，有时还会跳一跳舞；有时候，一顿晚饭是一家人一起做的，妹妹洗菜，我切菜，父亲和母亲炒菜，这是以往的四角平房里无法做到的。
让父母回忆一下，是从什么时候对“浙”里有了融入感，他们提到了刚搬过来那一年过年前的“打年糕”，“很有年味，很有人情味。”我回忆了一下，当时一大早是被窗外的热闹声吵醒的，走到阳台推开窗户，冬天的清晨带着雾气，朝下看，村里人把家里的长凳都搬了出来，在路上横着接连摆开，健壮的男人们在石缸旁围着，轮流交替抡起木桩打年糕。父亲也在那里，和一旁的邻居有说有笑，母亲则在一旁帮着揉打好的年糕。现在邻居们熟得很，有时候还会串串门，或靠在河旁的围栏上唠唠家常。
我的家庭没有轰轰烈烈的创业史，有的是从无到有的平凡幸福。但这并不妨碍我为父母感到骄傲，他们用自己的双手筑建了“小窝”，为我和妹妹创造了更多可以选择的机会，我想这也是很多外来浙江的打工父母所为之努力打拼换来的。
6我的与众不同的妈妈
我的妈妈出生于1976年，是家中长女，她还有一个小她一岁的妹妹，也就是我的阿姨。在我妈3岁以前，他们一家4口住在杭州市建德市乾潭镇罗村。
1983年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外公外婆家也被分到了一块茶山。因此，妈妈放学后又多了一项任务——采茶叶。
1993年妈妈在初中毕业之后就进入了社会，开始了艰苦的打工之路。起初，妈妈在小镇里一家名叫“粮油饭店”的餐厅当洗碗工，没什么技术含量，一个月60元，包吃住，将将够用。过了大半年，妈妈辞去了这份工作去往杭州。经历磕磕绊绊的求职之路后，在四季青一个服装店做起了导购员。看着试穿漂亮衣服的客人，妈妈的爱美之心开始萌芽。来到杭州后，工资涨到了500元一个月，却多了许多看不见的消费，更别提还得租房子住了。1996年，外公告诉妈妈，在新安江有个还不错的工作，每月300元，并且可以住在姑姑家，这样可以省去租房子的钱，也不用早出晚归了。听到这消息，妈妈就屁颠屁颠跑了回来。两年的导购员生活已经让妈妈像个“时髦的城里人”，每月发工资的第一件事，就是花它个100多元买最喜欢的服饰，然后剩下的30天，每天吃包子度日。可妈妈却乐此不疲。
又过了一年半，才21岁的妈妈因为贪玩又辞职回家了，在家呆了一个半月后，被外公外婆赶到了亲戚家开的家具店当店主。也就是这个时候，她认识了我当时开出租车的爸爸。车是爸爸贷款12万元买的二手车，在不工作时就是普通的私家车。半年之后，我妈和我的爸爸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不久，妈妈便怀了我，辞去了工作，在家安心养胎。高昂的车贷占去了爸爸绝大部分的工资。几个月后，我出生了，全家人都欢天喜地的，妈妈第一次把我抱在手上，她慈爱地看着我的眼睛，隐隐感觉有些不大对劲。大约在我一周岁时，妈妈又重新回到了家具店上班，而我也被托付给爷爷奶奶抚养。
在此期间，妈妈和爸爸会时不时来爷爷奶奶家看看我。一天妈妈看着我稚嫩的双眼，笑容却僵硬在脸上。她发现我的一个眼睛的瞳孔好似是斜的。当她把这个困惑告诉奶奶时，换来的却是责骂。直到我4岁上幼儿园时，老师跟我奶奶反映，我连坐到第一排的位置都看不到黑板上的字，奶奶这才着急了起来，火急火燎地告诉了我妈妈。妈妈听后，毅然决然把我带到了浙二眼科。
就这样，我开始了长达8年的矫正眼睛之路。我记得我戴着半包眼睛被叫“独眼侠”的日子，记得不管走到哪里都要背着矫正器的日子，记得吃热腾腾的面时，眼镜唰地一下起了雾被同学嘲笑的日子，却不记得妈妈抱着睡熟的我在凌晨三四点的寒风中等那一班开往杭州的公交车的日子，不记得妈妈为了挂到专家号，在医院门口打地铺彻夜排队的日子，也不记得妈妈因为种种压力落下晶莹的泪花却又一把袖子抹干净的日子，更不记得那时的她也不过是26岁的姑娘而已。
也就是那时，爸爸妈妈的感情开始逐渐破裂。
慢慢地，我长大了，身体开始变好。终于，我要上一年级了，可以由老师看管了。这时她做了一个决定——自己开店。可是开什么类型的店呢？她找爸爸商量，换来的是爸爸的反对。但我知道，妈妈一直都和很多传统的女人不一样，她是我们小镇上第一个去割双眼皮的女人，在其他人都想做而又有所顾虑时。她从来都敢于尝试新鲜事物，不怕失败。说做就做，妈妈随即开始向各种朋友打听我们小镇的大头产业以及经济形势，最终确定了开一间辅料店，向各个家纺厂供应原料。
说起最初开店的这段经历，妈妈似乎有些不愿意回忆，她皱着眉头说道：“什么都得从头开始学，什么都得自己费心。那么多线的色号、手枪针的型号、拉链的长度、剪刀的类型等等，我都得一个个熟悉直到了如指掌。还有什么搞营业执照、消防证这些都不说了。最难的还是和义乌的供货商协商。我那时候哪里懂怎么和老板谈价格啊，每次给的价格我都不满意，却又不知道怎么开口，他们可都是老手，哪里说得过他们啊！之后就是搬货了，可是交通不发达啊，我就坐那个大巴车运货，坐了一趟又一趟，才勉勉强强把这个店开起来。”说到这儿，妈妈停顿了一会儿，眉头皱得更深了：“因为没有像我这样的店的缘故，前半年生意还算不错的，大概赚了三四万吧。但这个钱是没有到手的，因为大部分的厂拿货都是先欠着，过年的时候再结清。第一次去厂里讨账的时候，我以为是坐着喝喝茶聊聊天等别人把钱拿过来，可现实却是听到了这辈子没听过的难听的脏话，且是对着我说的。真的是硬生生被骂哭了。”
“可是再委屈有什么用，怕他们第二年会不来我这里进货了，这些辱骂我也只能忍了，钱能要到就好。当然，后面遇得多了我也就有点习惯了。到现在为止大概遇到了十几个厂老板跑路了吧……哈哈哈哈。”我不懂为什么妈妈突然笑了起来，幸好她坚持下去了。在我四年级的时候，这个店终于真真正正属于她自己了。又过了两年，她偷偷在外面买了一套房产证上只有她一个人名字的排屋。但我甚至连爸妈离婚了也不知道，还是初二的时候翻东西翻到他们的离婚证我才被迫知晓，那时的惊慌和心跳还记忆犹新。我只知道初二之后我跟妈妈搬进了新的房子，过上了没有爸爸的日子。“我们离婚了。”这句话他们至今也没有和我说过。
人生就像一杯茶，不会苦一辈子，但会苦一阵子。而我妈妈的这“一阵子”真的有些长了。一个我们小镇上有名的混混，大概是听到我妈妈恢复了单身，又长得好看会打扮，便时不时地来店里骚扰她，随之换来的只有妈妈的冷眼和不留情面的驱逐。于是恼羞成怒的混混，在无人的夜里，砸碎了店里的窗户，倒上汽油，一把火烧了妈妈辛辛苦苦经营的店。大火在破晓时被扑灭，她站在废墟前，看着自己的心血一点一点随着浓烟飘散……
妈妈从来不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她扛着我们的“需要”又一步一步地把店重新开了起来。因为长期郁结于心，她的肺里发现了肿瘤，不过好在是良性的。生活也慢慢开始眷顾她了。术后，妈妈对事情看开了很多，不再总把眉头紧皱。如今她44岁了，我也在外面上大学，我以为偌大的房子只剩她一人，多少会有些弧单。事实是我想多了，她的单身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在店里和朋友聊聊天，喜欢的衣服想买便买，偶尔去美个容，出去旅个游。我不会催促她赶紧找个好男人托付下半辈子，只愿她以后都为自己而活，做一辈子爱美的少女。
7离岛，归岛
“我当时和你爸结婚的时候，两个人口袋空空，跟你奶奶借了五六万元在村子的一条小路边盖了一套俩人的新房子。”妈妈在我小时候，常常给我讲她过去生活的故事。过去的生活很艰难，她说：“1996年，我和你爸结婚，你奶奶就给我们几只新碗、5斤米、5斤油，外加一只新锅，我们的新生活就开始了。”
我家的生活环境有点特别，居住在舟山嵊泗县一座名叫黄龙岛的小岛上。岛上的房子大多都是用石头堆砌起来，那时候只有有钱人家才会选用水泥盖房子，我们的岛也因此被称作“东海石村”。
我家岛上的房子坐落在小路旁，是石头和水泥的混合品，两层楼高，简陋的屋子后边还有自家小小的一块田。据我妈回忆，当初盖这套房子可是个大工程。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岛上物资短缺，交通也十分不方便，没有过多的物资可以及时输送过来，盖房子的材料全部来自从山上去打的一块块石头。我爸是个渔民，不能时时刻刻都呆在家里，他出海捕鱼的时候，就由妈妈来负责。为了节约人力成本，妈妈每天都一个人背着一条扁担、两只箩筐上山去捡小石子。有时候水泥不够用，自己一个人还得去沙滩挑一袋重重的沙子。冬日里的海风刺骨，一个身高只有一米五几的女人每天都得上山下山，去挑一筐又一筐的小石子，原本白晳的脸庞上慢慢长出了淡淡的皱纹。为了省钱，妈妈舍不得给自己买昂贵的护肤品。
“半个月后，你爸爸出海回来，看到地基上堆满了一堆盖房子要用的材料，一下子震惊了，迟迟没有说话。后来，你爸为了心疼我，雇了四五个工人。”妈妈说完这段话的时候，眼里闪着泪光。从那以后，爸爸只要一出海回来，就全程接管。他和工人们一起上山去打石头、挑石头，一路抬到盖房子的地方，难得停歇。在爸妈和四五个工人们的共同努力下，石屋房渐渐有了雏形。从1995年2月至10月，历时9个月，岛上的房子诞生了，这也是属于我们的第一个家，石屋房凝聚了爸妈的汗水和深厚的感情。
1998年夏天，我出生了。妈妈说生我的时候，拿着外婆给的嫁妆勉强凑够了生产的费用。90年代的小岛还很落后，再加上爸妈都不是知识分子，想找一份工作非常困难。为了生计，爸爸出海捕鱼，妈妈在岛上找了份织网的活。她常常会跟我说：“那时候你才1岁，你爸出海的时候，我就出去织网。白天要照顾你，晚上等你睡着的时候才能动工，有时候熬到12点，有时候凌晨一两点，每天都要挤出一点时间来去赚外快。织网的活跟别的活不一样，一针不来，一针不去，只要一针织不上，网的长度就上不去。那段时间每天都是这样熬过来的，肩椎炎就这样落下了。”
爸妈平时都非常节俭，为了挣钱，牺牲了很多业余时间，石屋房里的每一天都在为了生计忙忙碌碌。
步入21世纪，爸爸渔船的生意越来越好，挣的钱也开始慢慢多起来，之前盖房子背的债基本都还清了。我5岁的时候，家里开始有了积蓄，日子也慢慢好起来。
2005年，我开始上小学一年级。第二年，妈妈为了我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决定把我送到菜园镇上的小学去念书。从小岛到镇上要坐渡船，不能随时回家，这也意味着我妈和我要过上租房的日子了。
初到镇上上学的第一年，是2006年的冬天。租房对我们娘俩来说，是一件陌生的事情。通过别人的介绍，我们租了一间七八平方米的房子，母子俩的吃喝拉撒全在一个房间里面解决，连呼吸都是一种奢侈。在这间窄小的出租屋里生活了大概半年，实在受不了这密闭的环境，我们决定搬家。第二次租的房子是在学校的对面，从家里到教室上课只要5分钟。这次租的房子就大了许多，吃饭和睡觉的地方能够单独分隔出来了。
镇上的日子暂时稳定下来，妈妈也想着为这个家贡献出一点自己的力量，开始去市面上寻找各种招聘信息，通过每天的留心观察，最后在服装店找到了一份导购的工作。我白天出去上学，妈妈出去工作，远在汪洋大海上的爸爸在奋力捕鱼，一家三口都在为将来能够住上更好的房子努力着。
2008年，我上小学四年级，为了我能够拥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我家搬到了一个高档商品房里，这是我们在镇上的第三次搬家。100多平方米的毛坯房里住了我家和另外一户人家，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体验合租生活。
日子还是和往常一样忙忙碌碌，爸妈为了更好的生活品质，没有停下奋斗的脚步。
2010年年初，妈妈有了在镇上买房的想法。为了看房，她跑遍了镇上的所有中介，一家一家地问，一个房子一个房子地看。最后，等到一家新的楼盘开张，妈妈顺利地摇到了新房子的号码。
2010年5月的某一天，爸妈在购房合同上签下了名字，交了首付，那一瞬间，一家人漂泊的心好像有了归宿。
“想想那段日子，真是辛酸，老妈我每天都不敢给自己多花一分钱，更别说一件好看的衣服了，1块10块地节省下来。”这是妈妈多年后回忆起那段日子的感慨。交完首付后，妈妈开始打双份工，早上和晚上在眼镜店上班，下午去机关单位打扫卫生。有时候帮我做好饭，自己就在包里塞两个馒头，连吃口饭的时间都没有，骑着辆破破的蓝色自行车，前往下一个工作地。这种日子维持了一年多，这一年多里，妈妈整整瘦了10斤，她的肩椎炎也复发了。
一买房后，爸爸挣钱更加卖力了。暑假禁渔期，他都会去外面继续接活干，赚点外快，有时候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家。那段时间爸妈都很累，为了房子，为了一个温暖的家，拼尽了全力。
2011年5月，我们家终于结束了租房的日子，拎着大包小包，搬进了刚装修好的商品房。新房子的环境很好，有保安管理，绿化优美。住惯了简朴的出租房，一下子住进这 80多平方米大装修过的房子里，好像眼前的这一切那么远，又那么近。
这段镇上的租房漂泊生活就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我们一家也开始过上了稳定的生活。
2017年，岛上的旅游业不断发展。我们家迎来了一个赚钱的好机会——办渔家乐。爸妈重新装修了岛上的石屋房，开了一家名叫“龙泉湾”的饭店，寓意着生意能像蛟龙一样，慢慢起色。我妈说：“生活真奇妙啊，想不到有一天，以前不怎么值钱的老房子，现在也有它的价值了。”饭店的生意一直都不错，妈妈也有了稳定的收入，我们家的生活离小康又进了一步。
8爷爷这辈子
掰着指头一算，爷爷去世已有8年多时间。虽然他离开我的生活很久很久了，但每当想起，那些关于他的记忆总是清晰又亲切地浮现在我眼前。他的一生，也像是一根轴线，撑起了一个家的进程……
爷爷是在浙江温岭的一个小村子里长大的。当时才小学毕业的爷爷，就担起了一边种地一边照顾年幼弟弟的重任，把念书的机会留给了弟弟。
退学后的爷爷决定去学一门技术来养活自己，补贴家用。他在一所机械修理学校学成后，以优异的表现被推荐进了浙江杭州的一家工厂。爷爷却在刚进工厂不久，就选择了参军入伍。原来当时工厂里有参军的名额，许多人都不愿意去，怕影响了自己的收入，但爷爷凭借着一腔爱国热情和心中的责任感，选择了参军来报效祖国。曾在部队里当过兵的太爷爷十分支持，爷爷的决定也算了了他“家里总得有个孩子去参军”的心愿。
在军营中的爷爷，每个月都会有一些津贴。爷爷一再节俭，仍从牙缝里挤出不少钱寄回家里，分担家里的开销。在二弟如愿考上同济大学，三弟也考上了河海大学后，爷爷每个月只给自己留下一点点维持生活的钱，剩下的都寄给自己的弟弟们，当作他们的生活费，一直寄到他们大学毕业为止。
作为父亲角色的爷爷，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顾家男人。从部队转业后，他又回到了杭州工作。尽管杭州是他最向往也最希望留住的城市，但爷爷在姑姑出生后，为了留在家乡的妻女，选择了调回黄岩邮政局工作。
姑姑口中的爷爷，还是一个老实到吃了亏也付之一笑的人。在单位里，他永远都是不争不抢的那个人。爷爷在邮政局稳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局里会给有定资历的员工分配房子，按照条件来说，怎么着也应该轮到爷爷了，但最后的名单上还是没有爷爷的名字。家里的亲戚都觉得忍不下这口气，要去为爷爷讨个说法，但爷爷总是死死拦住他们，问他为什么，他也只是叹口气，说道：“别人家更难啊！”
虽然房子是分不到了，但总得让几个孩子有一个安稳的家，于是爷爷东拼西凑了一些钱，在叔公的帮助下，建了一栋两层的小楼，给了爸爸、姑姑一个安定的家。就在这栋小房子里，爷爷、奶奶、姑姑、爸爸度过了平淡但幸福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姑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到：“我还清晰地记得，就是在这座老房子中，有一天爸爸在院子的葡萄架下对正在读初中的我说，你们逐渐长大了，我也老了
爷爷还有一个做手工的绝活儿，不管是什么小玩意儿，只要我能说出来，爷爷就可以用几块简单的木材和一把锯子，给我做一个像模像样的出来。姑姑说小时候家里穷，也没有闲钱买一些电器，像那些电风扇、鼓风机都是爷爷自学做出来的。她还记得爷爷曾靠着图纸自己造出了一辆自行车，这在当时可算个新式玩意儿，爷爷就骑着这辆小车子，每天黄昏载着姑姑去外边兜风，邻居的小孩看见都非常崇拜和羡慕。那辆简单却功能齐全的小车，也陪伴爸爸、姑姑度过了他们的少年时期。
爷爷曾告诉过我，他年轻的时候还“发明”过一种计算自行车骑行里程的小东西，装在轮子上就可以计算出邮局的投递员骑了多少的路程，也就能作为考核邮递员工作量的依据。那时候，全国各地的邮局都到黄岩邮政局来订购“计程表”，爷爷每天晚饭后都会带着姑姑和爸爸去局里取全国各地送来的大大小小的订单。有了制作计程表的收入，家里的物质条件也算是宽裕了不少。除了这些“正经”东西，爷爷也总会给我做一些小玩具，我一直都还珍藏着他送给我的手工乒乓球拍和木头手枪。
爷爷在我心里的还有一个印象就是十分节俭。姑婆曾经提起，有一次和生着病的爷爷一起外出，公交车等了好久都没有来，就劝爷爷坐出租车或黄包车回家，但爷爷总觉得这是浪费钱，就等了大半个小时，好不容易开来了一辆车，人家一看到是个老年人，就直接开走了，爷爷只好走了好几站路回家……
我4年级的时候，爷爷查出了前列腺癌。那时候的我其实还不太懂那意味着什么，只记得那时候家里的气氛总是有些凝重，但在爷爷面前，大家都装作轻松的样子。有一天爸爸把我拉到一边，说爷爷没有多少时间了，你要好好陪陪他。不久后爷爷就住进了医院，因为接受完化疗头发会渐渐脱落，爷爷索性就剃光了自己的头发，在那一夜之间，他就好像又老了10岁，曾经撑起一个家的“巨人”，突然倒下了，变成了一个干瘦枯竭的弱者。那天哥哥来医院看爷爷，也许是家人、血亲之间的那种感应和共振，哥哥在进门的一瞬间就开始掉眼泪，爷爷却只是笑着，反过来安慰他。
后来，爷爷的病情急转直下，连说句话都开始变得极其费力困难。当他想表达的时候，就会示意奶奶给他拿纸和笔出来。爷爷病倒的那段时间，我们一家子的生活都围着医院转，奶奶直接把家搬到了医院，爸爸妈妈、姑姑姑丈也是一下班就往医院跑，那时候每天下午放学，我都会直接去医院看看爷爷，有时候也会在他的病床边写写作业。医院消毒水的气味总是激得我直咳嗽。那天爷爷拿着笔，在纸上写了一句：“让童童回家安心学习吧，不要再来医院了，这里的学习环境不好。”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心里想的也依然都是他的家人们。但爷爷不知道，在我心目中，有他的地方就是家。
爷爷临走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写在纸上的：“要照顾好妈妈，也维持好这个家，我无能为力了。”奶奶后来告诉我们，爷爷退休后一个人攒下了近30万元，自己从来舍不得花，连一些稍微贵点的药都舍不得买，说要把钱留给孩子们作为自己的一点心意。爷爷还在自己的遗嘱里一再嘱托，就算自己不在了，兄弟姐妹间也要互帮互助，千万要让这个家一直和和睦睦。他为这个家，操了太多的心。
爷爷走的那天晚上，家人们围在他的病床前，爸爸叫我到床边再喊一声爷爷，他说，这也许是你这辈子最后一次喊这个称呼了。那天晚上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爸爸那样痛哭。
爷爷不需要粉饰的一生，平凡又伟大。
9一船五车
爸爸6岁那年，爷爷带着全家落户绍兴马鞍镇的城红村，开始了新的生活。1983年，爷爷当上了城红村生产二队队长，他为人率真又热心，爱打抱不平。爷爷的大半生都是在务农。先是种西瓜，种了约五六年，因为行情实在是不好，改种糯稻，等到盖起了大棚，就开始种植各类蔬菜。为了养家糊口，爷爷买了挂桨机船来运输蔬菜，顺道也帮村民们把蔬菜运到城里头和粮食批发市场去。爷爷说，那艘机船可以载6吨左右的蔬菜，只要是村民们有要卖掉的蔬菜，他都会替人家送货。爷爷喜欢在船上喝喝黄酒，唱唱小曲儿。那时日子虽苦，但乐趣甚多。
1990年，爷爷决定新造一栋三层楼。那会儿村子里大多是二层楼，造三层不是要娶媳妇，便是那些家底很厚的人家。爷爷说，要想日子越过越好，就得硬着头皮去干。新三楼是在下半年造好的，那会儿爸爸还在平水读高中。
1998年，是新房造好的第8年，也是爸爸妈妈结婚的第1年。结婚后没几个月，爸爸就回上海去了。他是工地上的小队长，每年只有临近春节才会回家来过年。2001年，城红村成了县里的第二批拆迁户，为的是“填海造房”计划。这-年，妈妈也去了上海。
我同爷爷奶奶一道搬到了永宁村的小平房里。家门口不再是来势汹汹的海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静谧安详的小河流。河对岸是一座小石桥，石桥的角落是一家陈旧的小卖铺，但里面有好多好多新奇玩具和零食。
2003年的9月，我开始上幼儿园了。幼儿园就在家不远处。
在永宁村的两年里，爷爷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呼风唤雨的生产队队长了。那时候永宁村是钢铁厂的天下，爷爷力气很大，他在钢铁厂做搬运工，每天还是骑着他那辆老式自行车。爷爷说，他一个人最多一天搬过365斤的铁，有时候要去外地搬货，老板也就只带他一个人去。400来斤的铜都是他自己一人背，厂里头愈发少不了爷爷，说他一人能抵上好几人…
2009年秋，爸爸突然从上海回来，带着大半年的工资和他的行李。爸爸说，在工地里呆了10多年，和工人们吵架，老板连句公道话都不愿意讲，让他寒心。村子拆掉后便盖了安置小区，我家分到了两套房子。爸爸在上海期间，我和妈妈一直住在外婆家，直到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我们才搬了新家。
回家后的爸爸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找工作。爸爸说，那会儿他也是没什么办法了，要么去厂里找个机修工的工作，要么干脆自己谋出路。他想到了姑姑在轻纺城里做生意也不过两年，反正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就干脆拼一拼。爸爸在姑姑那共呆了三个月，前一个月便是认识每块样布，包括它们的克重、米数、单价。爸爸要熟记于心的不单是挂在店里的那些，更多的是要认清楚客户手里的那些布。
爸爸估摸着学得差不多了，东拼西凑地借了10来万元，在轻纺城的北市场二楼租了间店铺，开始了真正的“单打独斗”。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小店铺，开启了爸爸的新生活，也成为家里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开张的第一个月便接到了单子。对方客户没有因为知道了爸爸是个新手就停止了合作。爸爸在高兴的同时，也开始发了愁：没有车，他该怎么送货呢？想到回绍兴的时候，还剩着工地上发的那点工资，爸爸便狠了狠心买了第一辆车——长安面包车。
有了这辆小小的面包车后，爸爸可以送我上学，可以不用每天坐近两小时的公交车，还可以自己送点货了。店里来单子的时候，爸爸便好几天没有完整的觉可以睡，他要去厂里排队，碰到人少或者淡季的时候排到傍晚，一到9月10月的旺季排到凌晨两三点是常有的事。
面包车陪伴了我们三年。随着家里的生意逐渐步入正轨，它也到了退休的年纪。
2012年某个傍晚，一辆新的系着红带子的载货车停在外婆家的门口。它很大，颜色很新很亮，玻璃上贴了一层蓝黑色的纸，我看不见里面。我很是欣喜，跑着进去问爸爸，他说这是家里刚买的新车，那辆老面包车卖了。爸爸带我坐进了新车里，它有空调，有插U盘的口，前排还有三个座位，我可以和妈妈坐在一块儿了。新车里的一切都被透明的膜包着，我小心翼翼地触摸着它，生怕一个不小心把这张膜戳破了。爸爸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放着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
载货车花了爸爸14万元，但爸爸说这个钱是值得的。有了它，去厂里拉货、送货、打包…这些日积月累的小钱都可以省下来。载货车不贵，但它代表了爸爸在那个充满激烈价格战的市场里的胜利。爸爸总说未来的路还很长，这些来之不易的点滴进步，都是这个小小的家在越过越好的标志。
2016年是我家最艰难也最幸福的一年。
我有个很励志的妈妈，她在这一年凭着自己的努力考出了驾照，还为我们家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妹妹。家里也有了第一辆轿车。这辆新轿车，带着可触屏和无线蓝牙，开门时座位下的Logo闪着淡淡的光，座位椅散出阵阵真皮香。有了新车之后，爸爸负责工厂管理和运货，妈妈负责接送和店里的运营。但妈妈开车是个新手，40分钟的路程她需要开1个多小时，于是店里没有订单的日子，爸爸就开车和妈妈一道去店里，有订单的日子，爸爸便先送妈妈去店里，再去厂里送货。
2018年，家里遭遇了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爸爸遇到了老赖，一直信誉良好的客户突然跑路，没有任何原因。他和爸爸还有几十万的款没有结清。一边是家庭的每日支出和新家的贷款，一边是定制布匹的厂商每日的催款，家里一度陷入了焦躁和绝望。爸爸去当地报警，贴寻人启事，找朋友帮忙……客户顶不住压力，和爸爸主动联系，还了一部分的欠款。但最终剩下20万元左右没有结清，便再也打不通电话了。爸爸选择走法律途径，这件事直到现在也还没有解决。
爸爸今年48岁，他时常说，有了妹妹之后他的奋斗年龄要延长到70岁，然后买一辆房车和妈妈去世界各地旅行。爸爸的梦想也是我的梦想，有了经济能力的我，第一个愿望便是给爸爸妈妈买梦想中的房车。
以下文章选自《噢，孩子们——千格一代家庭变》：
10苦荞花开——外曾祖母的小脚人生
苦荞花儿开满洼
远处的野鹊飞来了
苦荞花儿开满洼
崖上的月亮不走了
苦荞花儿开满洼
庄农人脸上笑开了
外曾祖母生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腊月，并不是苦荞花开的季节，但她的长辈还是叫她荞花，因为苦荞是当地主要的农作物，苦荞花是农人心中最美的花。
缠足
外曾祖母的大名叫李顺清，娘家在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陇阳乡车家坪村。
民国十七年（1928年）农历八月二十四，是民间相传小脚娘娘的生日，外曾祖母快五岁了（当地习俗算虚岁），她只模糊记得，几个长辈让她坐在矮凳子上，将双脚放到热水盆里，洗干净，乘脚尚温热，抓住大拇趾外的其他四趾用力朝脚心扭压，她的手脚身子都被大人牢牢地按住，只觉得一阵比一阵钻心的痛，痛到哭喊不出来了，只是全身发抖满头大汗……
后来，外曾祖母的小脚就被长布包裹住，随着一次一次慢慢加紧，她的小脚就再也没有长大。
中国历史上的缠足风俗始于北宋，民国元年（1912年）发布命令通伤全国劝禁缠足，民国十八年（1929年）又发布放足布告，并派专员督查落实。可惜，外曾祖母生活在大西北深处一个偏僻的山沟里，她可能是历史上最后一批小脚妇女，命中注定小脚将陪伴她走完一生。
花椒树
柯杈多
俺娘打我不缠脚
俺外婆
不拉我
咯噔咯噔气死我
堡子
明清及民国时期，通渭战乱频仍，烽火不断，民众纷纷筑垒自保，于是出现了千堡林立的民众自保体系。《通渭县志》记载，民国时期的通渭，匪患横行，尤其是“中原大战”开始后，甘肃地方军阀马廷贤在各地肆意杀人放火，抢劫财物，奸淫妇女，被老百姓称为“马匪”。
外曾祖母的记忆里，解放前时常会拔起小脚逃进堡子躲土匪。“咣咣咣——土匪来了……”每每听到急促的铜锣声响起，村里人就扶老携幼、赶着牲口驼带粮食，没命般往堡子跑去。堡子高大坚固，又居地势之要，族人凭着几支土枪拼死抵抗，土匪往往束手无策。
有个外曾祖母叫三爷的人枪法很准，身手麻利，曾经在庄外的崖边打中过一只狼，他打完一枪后可以边跑边换枪药，到另一个地方出其不意地再放一枪。土匪都知道车家坪的李三爷，所以来得比较少，来也是路过，大多朝着堡子放几枪就走了，外曾祖母记得最长的一次在堡里躲了三天。
外曾祖母娘家车家坪村还算平安，但几十公里外的王家川和侯家寨子就没那么幸运了。民国十九年（1930年）农历三月初九，马廷贤的骑兵对通渭县的白家川、毛家店沿川一线各村，进行了武装突袭，没有攻破白家川堡子，但王家川堡子不幸被攻破，堡子里所有的老百姓无一幸免；侯家寨子没有堡子，有近三十人被残杀。
外曾祖母能背的民谣很多，其中一首常念的是：
骑着尕马儿背的枪，
穷人家门上要款饷，
见姑娘架在马上，
见姑娘架在马上。
听见槌响山沟里藏，
家里的东西都抢光，
老百姓真实孽障，
老百姓真实孽障。
成家
那个年代的甘肃农村，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外曾祖母没有机会上学，童年起就学做针线，她心灵手巧，从做布鞋、绣鞋垫到缝衣服，样样拿手。尤其是绣鞋垫和剪窗花，都是喜上梅梢、鱼跃龙门等喜庆图案，在乡里远近闻名，加之模样俊美，后来就被扶上了一头披红戴花的黑驴，嫁给了李家寺村家境不错的外曾祖父。
外曾祖母和外曾祖父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冬结的婚。外曾祖父名叫李振，为人朴实厚道，会干木活，家里有父母和一个兄弟，三十几亩山坡地，养了几十只羊。夫妻俩不仅同姓，生日也同年同月仅差一天，婚后孝教双亲、关系和睦，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春就喜得贵一我的姥爷，后来又陆陆续续生养了八个，总共七子二女。
由于善生养，又多为男丁，外曾祖母在村里的地位渐渐变高。“啪啪啪……”静谧的山村夜晚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拍门声。“啊撒（谁），做啥哩？”外曾祖父喊。“我嫂子养不下娃，想叫我荞花妈妈（姨姨）去看一下！”谁也没想到，这一去，就让外曾祖母多了一个接生婆的职业，此后村里有人生孩子，都要请她去接生，甚至有母羊下崽，都会请她去看看。外曾祖母也很是爽快，黑天半夜从不推辞，更不会收取任何报酬。
令人称道的是，外曾祖母记忆力超群，不仅记得自己一家老小的生日，就连每一个接生的孩子，她都能把出生日期记得清清楚楚，后来村里有人忘了孩子的生日，都会跑来问她。
通渭县属定西市管辖，清末名臣左宗棠在奏章中称陇中（甘肃定西）“苦瘠甲于天下”。定西之苦，在于严酷的自然条件。黄土高原上丘陵延绵，沟壑纵横，干旱缺水，土壤肥力极低，广种薄收，农业生产水平低下。
外曾祖母结婚之后，既要迈着小脚下地劳动，还要一日两餐操持一大家人的饭食（上下午各吃一顿饭），扫树叶填炕取暖，碾胡麻拧麻绳织麻袋，推磨喂鸡喂猪喂牲口。家里两个老人和外曾祖父也一样披星戴月辛苦劳作，他们共同努力，向这片天底下最贫瘠的黄土地要收成，养活了一家人。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他们仍然节衣缩食支持小叔子（外曾祖父的兄弟）读书，他最终当上了教师，成了村里第一个吃公家饭的人。
庄农人苦 庄农人忙
庄农人本是同一行
二三月种六七月黄
八月九月搬上场
婆婆媳妇子枷打
娃娃他大把场扬
晒干簸净入粮仓
艰难
1958年，通渭县委决定了两件大事，一是把全县原有的169个高级合作社合并为14个人民公社，全县为个联社。二是实施了数个大型工程，其中之一是抽调万八千多个劳动力投入引洮水利工程（当时甘肃省规划从甘肃南部将洮河水引入中部直到庆阳董志塬，工程予1961年停建）。
为了改善引洮工地民工的生活条件，公社响应上级号召，组织为引洮工程捐助。为了实现吃水梦，外曾祖母走上前台，毅然捐出了家里最值钱的一件羊皮袄，当场被表彰为积极分子。
外曾祖父被抽到引洮工地干活，加上双亲身体都不太好，生活的重担全都压在了外曾祖母那双孱弱的小脚上。屋漏偏逢连夜雨，1959年春节前，外曾祖母家大年三十晚上遭了贼，有一些苦荞面和混着谷糠的炒面被偷了。姥爷说，那些粮食放在二层的阁房里，怎么会被偷，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
庆幸的是，前一年外曾祖母在园子里种了不少甜菜、萝卜、胡萝卜，长势特别好。似有先见之明，她连一片叶子都没舍得扔，全部串起来吊在屋檐下。后来，这些菜都成了碗春节过后，大地开始解冻，依然春寒料峭，新鲜野菜还没有露头，田野里就遍布着村民，他们争先恐后用耙子划过土地的角角落落，为的是找出前一年残留的各种干野菜充饥。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刚刚过去，但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没有到来。
1959年底，外曾祖父从引洮工程回来后，把家里所有的木头都做成门窗，挑到一百多里外的会宁县，换那边的粮食回来。即便这样，外曾祖母家在那几年仍没吃上几顿饱饭，充饥的只有加了野菜的菜团子馍，或者加了谷糠、荞皮、榆树皮的炒“面”，再就是喝清可见底的汤。
幸运的是，外曾祖母拖着小脚，带领全家人安然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雁儿嘎
你做啥恰（去）
陕西塬上割麦恰
雁儿嘎
你做啥恰
陕西塬上割麦恰
温饱
1970年以后，外曾祖母家的日子渐渐好起来，先是方圆几十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我的姥爷当了医生，后来四姥爷大专毕业成为教师。
1980年7月1日，中共定西地委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一种责任制形式，不是分田单干，更不是什么资本主义。截至1980年11月，通渭县大包干到户的生产队有2870个，占全县生产队的97.8%。至1981年11月，全县2936个生产队全部实行了大包干到户责任制。4
通渭大地终于迎来了春天。包产到户第二年，农民就吃饱了肚子。外曾祖母家也不例外，大多数儿女已经成家单过，每家人都不愁吃不愁穿。
1984年，李家寺村通了电。现代工业文明的光辉照射到了这个偏僻的山村，家家户户告别了煤油灯，安上了电灯泡，磨面机、脱粒机、电视机、洗衣机、电炊具等先后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后来，公路也修到了家门口，村里到县城通了汽车。
“叮铃铃……”“喂——一啊撒（谁）？”外曾祖母最高兴的是家里装上了电话机，铃声一响，就颠起小脚小跑着去接、准是外地儿孙们打来的。听着那头的声音，问这问那，可吟嘱咐，车结辘话一遍又一遍……
“啥？不缴公粮了？叫公家人吃啥哩……”
外面的世界变化太快，苦荞虽已成为当地的主要经济作物，可后辈儿孙们早已摆脱了黄土地的束缚，从事着各自的职业。两位老人时常念叨，“咋（现在）的政策渍（这）么好的，娃娃们还都不愿意种地，以后吃啥哩……”
老人家担心归担心，公家人和儿孙们的生活，还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变得越来越好。
外曾祖母一直耳不聋眼不花，年纪大了干不了农活，还时常给家里人绣鞋垫；五月端午，会给孩子们做荷包和彩线绳；过年时，催着每个人都穿一身新衣裳,她自己更是慷慨地拿出姥爷和四姥爷孝敬她的钱，给孩子们散盘缠。
不知什么时候，家里多了一只猫，还有只土狗。幸福的时光静静流淌，外曾祖母和外曾祖父脸上总是挂着满足的笑容，享受着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看着膝下欢闹的小重孙惹猫逗狗，惬意地熬一盅“罐罐茶”，哼一段自编或传统的小曲。
银剪剪嚓嚓嚓
巧手手呀剪窗花
莫看女儿不大大
你说剪啥就剪啥
啊儿哟
祖祖辈辈多少年
剪开多少愁疙瘩
不管风雪有多大
窗棂棂上照样开红花
后记
2011年的一天，外曾祖母因小脚行动不便，不慎摔倒，大腿骨折。姥爷多方咨询，辗转两家医院才找到敢给年近九旬的高龄患者施行手术的医生。外曾祖母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一声不吭，以极大的毅力忍着痛楚，顽强挺过了手术。事后，天水电视台还将其作为医疗卫生新闻，进行了专题报道。
我们去看望时，老人家饱经沧桑的脸上写满慈祥与平和，瑰着嘴笑着，让大家别担心，“日子渍（这）么好的，咋（现在）拿（和）公家人一样的，看病都能报销，我还要多领几年共产党的养老钱哩。
2014年，在外曾祖父去世一年后，外曾祖母亦与世长辞，结束了她小脚的一生，那如苦荞花般清涩的一生。外曾祖母近一个世纪的坎坷人生，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但迈着小脚，步入幸福生活，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时代。
碎（小）时候山里雪不化
扭着我缠脚的是我大
撒下种子到开花
受下艰难没处说话
女娲娘娘嘛（把）人抟
共产党叫人吃饱饭
老来天天像过年
后辈们好日子过不完
